你有没有那么些瞬间，想要坐在打字机前面，想要写什么，想要把自己的东西抖落整理出来，可就在你伸出手指的那一刻，你就像任何整理东西的时候，又或者见到光的穴居人一样，缩回手指，什么都不想做，只是看着屏幕，最后或者接着为了生活生活，或者在梦里和另一个性别的自己拥吻了？
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能和自己发生关系。人都是拧巴的，就像我可以一面看着没有晾晒的衣服发臭而毫无动力，一面又对着食物残渣里滋生的蛆虫发愁一样。如果真的有另一个带着和我一样基因，只是换了一下染色体的being的话，她绝对看不上我这张脸。她对自己和自己的周遭要求很高，就像我一样。而我们都改变不了什么。我们也都既想，又不想改变什么。
这段时间沉迷罗马人的那堆弯弯绕。总有这么个画面：一张躺椅，覆盖着当真"拖"在地上的拖加，红边或紫边的，它包裹着的人倒作个半躺半坐，暧昧着让人不知道他下一秒要做什么的姿势。一口铅锅熬煮着葡萄酒，后者蜷缩在五指间，在一个几口分量的高脚铅杯里晃荡着，那人于是扬起脖子，脑海中混乱无序的潮汐，就又多了几根被撕碎的浮木。
然后你扬起你昏沉的头，看向这张，用常见的话说，一脸死样的脸。原来是奥斯卡·王尔德。幸会。
于是就又回到锅炉灰色的大伦敦。细细一看，拱券，科林斯柱子，小雕像，点头哈腰的servus和看不出身体轮廓的dominus。好像也没啥区别。
谁的亲人死了？我该如何去安慰？
灰色的伦敦来了个大红色的人。两个大胡子。一本《资本论》一本《家庭，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》齐刷刷被拍到皇家学会的案板上。
对，家庭。原子化的前一阶段。三千万个人到了三千万个细分出的家庭，又或者说我们美丽的人格化层面上的民族国家上，就有了三千万个不同或者相同的人。
老实说，写到这里，我就又递归到这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最开始了。好像是这样吧：原本在书写情绪，生活，或者啥，然后想着想着，我那个不争气的文人就开始罗织意象，要强行把我这个琐碎的庸人按到什么宏大的万古同悲里。于是就有了那堆意象撕咬的片段。我在说什么来着？
对，家庭。今天我坐在这里写这些符号和数据的组合，缘故之一也就是和一个......我找不出形容词的人，隔着屏幕用另一堆数据聊了聊家庭。话题的由头是个女子。
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家庭对一个人的影响，是不是真的如弗洛伊德所说，我们在85%的生命里做的，只是重复我们用15%的，我们称之为“童年”和“青春”的东西编织的一套行为模式？按照dialog的另一方的定性，我跟那位素未谋面的女孩，有些地方相像，是我们的家庭有些共同，或者网络用语，“原生家庭导致的”。
就说审美吧。从一个相对压力大，精神受控制的人际关系里走出来的人，会不会因为大脑长期处在某种活跃和压抑的叠加态，而产生对某种......笼统意义上的“负面”的态度的偏移？
很难定义这是什么。可能是一种结构性的认知架构的问题。就比如说对死亡，痛苦，抑郁，乃至一些别的什么的态度。从一个能够建立起驱动力，也能够让它的孩子将其内化成为自持力的家庭走出来的人，可能就去寻找“光”，希望进步，希望积极向上了。可我？我只觉得正如有天鹅绒的地方一定有褶皱和阴影，有躯体的地方一定有骨骼，有失意的人的地方一定有牢骚。我连头像都是骨头架子，我有什么好说的？
又或者说人脑就是有负面倾向，或者说negativity bias的。也就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里，我吃了顿好的，然后摔了一跤，我可能第二天会吃一顿更好的，但我会记住那条路。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会觉得“记吃不记打”这个现象不可理喻，甚至把它单独封装起来做成一个俗语，一个language utility了。自然选择嘛。
可这什么都解释不了。我们在生物学上的这一块编码是一样的，然后我们被丢出去，像帝皇的二十一个原体一样被福尔图纳丢出去，你落在尤顿女士怀里，我倒在洛塔拉·萨林靴底下，他没爹没妈，吃了三十年树皮。于是就有了你看到这个美丽而满目疮痍的世界，决定毁灭它，我看到这个满目疮痍而美丽的世界，决定像个没头没尾的自动程序一样，一三五啐它，二四六裱它，星期天留着让我自己浮沉在那片铅灌的海里。
我又不知道我在写什么了。我刚才的指代是乱的。
可......这世界有米诺斯的三个蓝色少女，有丝绸划过指尖的触感，有通宵后赶早八的昏昏沉沉，似乎要晕倒，有在一句话里含沙射影讽刺对方，“虽败犹荣”的扭曲的快感，还有一个或凸起或凹下的，多巴胺的发生器。你让我怎么去放下心“恨”这个世界，而不是把这个“恨”改成它在文言文里的古意？
——遗憾。
可能吧。我确实想索求什么。
Quo Vadis？
写到这里，我的耳机里在放大野雄二的，一首似乎是叫《Love Ballade》的歌。不知道是第几遍了。挺耐听的。
今天就这样了。